香港网视北京专讯 记得三年前的一天上午，一些研究决策科学的专家学者云集在北京西山大觉寺附近的元源书院，一是纪念决策科学创始人张顺江，二是进行决策科学的学术交流。之所以纪念活动在张顺江故居——元源书院开展，因为元源书院作为张顺江教授决策科学精神的发源地，在张顺江先生离开后秉承遗志继续传扬决策科学思想，其“九圣归元”是对世界文明史产生重大、深远和持久影响的九大圣人所创立的学说、理论和教派进行归一性研究，通过研究找到了世界文化的原点、制高点，而这个文化制高点就是第一公理、最高公理，就是周易的核心理念——太极之理——“一阴一阳之谓道”。并由此回答了“李约瑟难题”，为人类指明了未来世界和平发展的希望在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发扬光大。当然，同期还举办了张顺江先生个人图片展、决策科学视频展播等。
中外专家在缅怀钱学森同事、中国决策科学创始人张顺江先生的同时，与会人员深深地体会到优秀传统文化、决策科学对于社会发展的重要意义，不断增进文化认同、坚定文化自信。据张顺江教授女儿、决策科学智库元源书院董事局主席张红雨女士对央媒介绍，张顺江先生1937年7月27日出生于北京，正值卢沟桥事变之连天炮火声中，立志做自强自立的中国人，练武习文，奋斗不已。他中国科技大学毕业后远赴西北边关，从事核工业理论研究、工程设计及指导施工长达23年。于上世纪80年代初转行，投身于决策学、管理学、未来学的研究，潜心于交叉学科和综合学科方法论的深入探索。历时32年，皇皇1500万字决策科学的鸿篇巨著，以《中国决策学》第一部（十四卷）及第二部《科学发展观的哲学思考》开宗立派，30多本学术专著，奠定中国特色之《决策学》理论基础。
与此同时，他还致力于科学思想的普及传播，创办了中国第一个决策管理科学研究所、东方高级决策管理学院，首创国内第一个中美合作MBA决策学研究生班，先后为国家培养决策管理专业人才达3万余人。同时他是太极科学化研究先驱，是吴式太极拳第五代传人，且擅书画，为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做出积极贡献。可以说，决策学是在实践中诞生的，建国后我们一些工程的决策失误，给国家造成巨大损失，一批当年参加建设与研究的科学家，在钱学森的大力支持与指导下，毅然决然地研究与总结经验，最后从决策科学入手，为党和国家提供了大量参考性决策理论与实践经验，成为了中国最早的决策科学智库。目前，这次疫情发生以来，我作为最早的中国决策科学系列丛书的编委会成员，我不断与决策科学智库专家联系与沟通，结合张顺江决策科学理论，交流了一些就疫情的深度问题。
一些决策科学专家从决策机制现代化的视角来分析这次世界范围内疫情与舆情，他们认为，国家治理体系内的专家决策系统与行政决策系统的权力关系面临着从失衡到均衡的转变与提升。专家说，目前公共卫生的国家治理体系中，专家系统与行政系统之间的决策权配置有不科学之处，行政系统决策权很强，专家系统的决策权很弱，比如，这次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的初期，表面上很有话语权的中国疾控中心专家系统基本没有决策权，专家决策机制实际上还没有建立起来。Sars之后，中国疾控中心打造了综合的传染病网络直报和监测系统，这套系统“横向到边、纵向到底”，可以说能够横向覆盖全国，纵向“到乡镇卫生院的电脑里都可以看到这个网络系统”。
可是本来只要发现了传染性病例、尤其是不明原因肺炎，医院直接在这套系统上报告病例，包括中国疾控中心在内的各级疾控部门都能在第一时间了解情况做出专业化的核查，然后由更全面的专家系统和行政系统会商共同做出防控战略决策，专家系统的意见应该成为行政机构决策的主导意见。然而，令人遗憾的是武汉疫情发生后，中国疾控中心的专家到湖北武汉了解的情况并不完全真实，比如有个医院医生已经被传染的情况是被隐瞒了。当然地方行政部门不让专家了解真实情况，专家对此也是无可奈何的。甚至有关地方政府对专家们的专业权威很不以为然，在专家权力和基层行政权力之间，行政权利对专家权利的轻视比较显著。
即便包括疾控中心在内的专家了解了实情，实际上也没有权力及时做出决策，疾控中心的专家系统的作用似乎只是向有关行政部门提一提建议，基层行政部门是否接受由行政部门来决定的。从决策权的配置来看问题，基层疾控中心上面有疾控局，疾控局上面有卫健委，卫健委上面还有其他管理部门。所有的核查、防控决策权都不在疾控中心，在各级政府机构面前，专家决策系统实际上习惯性地成为基层行政部门的决策附属品了。基层政府部门，尤其是一些地方政府部门的决策往往从地方官员的政绩和地方社会的稳定考虑，专家则是从科学视角和长远利益考虑的一些合理的决策建议可能会被基层政府机构看成不稳定的因素遭到搁置或排斥，从而会导致最佳决策时机的丧失。种种现实的教训告诉我们，关于公共卫生决策的科学性在一定程度上要依靠或者尊重专家决策。所以专家系统的公共卫生防疫决策权需要强化。
公共卫生的国家治理根本离不开专家系统的主导，专家的决策权决定了疫情防控的及时与否，完备与否，关系到每一个生命的存在或毁灭。疫情防控是一个高度复杂且专业化的系统科学工程。一方面需要卫生防疫学、临床医学、流行病学、统计学、大数据、互联网、人工智能等自然科学方面的大量专家，另一方面也需要法学、经济学、社会学、管理学、政治学、法学等社会科学方面的专家。可以这样说，这次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治理真正揭示了科学决策的必要性，科学规律是任何人都需要尊重的，违背科学规律会受到自然的惩罚，按照科学规律配置决策权是国家治理体系决策机制现代化的基本要求。专家系统与行政系统的决策权均衡是中国国家治理体系和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核心问题。
目前中国疾控中心、卫健委和各级党政部门政府的决策权需要进一步厘清，类似公共卫生公共安全的很多国家治理问题是非常专业的问题，实际上在信息化、智能化，全球化时代，即便过去我们认为很常规的国家治理问题，也越来越专业化，涉及到很多学科，也涉及跨学科。很多科学方面的专业化问题需要科学家参与及主导决策。行政管理方面的问题当然需要行政部门的决策，但是行政部门决策需要越来越需要科学家的参与以及科学的决策程序，如果忽视了科学家的参与，忽视了科学决策的主导性，行政决策就可能违背科学规律甚至社会常识，造成非常严重的后果，新冠肺炎疫情的早期蔓延恰恰证明这一点，而中国新冠肺炎疫情治理的成功，在一定程度上证明了尊重专家决策权的成功。
专家分析指出，除开专家系统与行政系统的决策权和谐之外，政府行政部门内部及各部门之间决策权如何科学配置也是一个非常需要总结与关注的问题。决策科学是张顺江教授创立的一门世界独一无二的学科，它是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等多种学科的集大成的科学体系，进入大数据与人工智能时代，我们有必要认真学习与实践这个理论，甚至有必要在全国党校系统全面讲授决策科学这门课，并且建立国家级的决策科学智库，让全党干部学会科学决策，减少工作失误，从而更好地完成国家各项建设任务。
（中国决策科学系列丛书编委、中国人民大学法治与社会治理研究中心专家顾问、信息安全与舆情研究员、新华社高级编辑 杨兆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