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网视北京专讯 这次蔓延整个世界与人类的疫情发生后，引起了整个人类对此深刻反思。专家说，人类文明发展至今，生物领域安全依然严峻，新冠病毒 、艾滋病等传染病，还有蝗灾等生态灾难依然肆虐。人类仍然没有彻底有效的应对方法。纵观人类历史大约只有300万年左右，人类就是在尊重和顺应自然的前提下才慢慢发展到如今的。专家指出，尊重自然规律就是尊重科学，这是人与自然相处应秉持的首要态度和基本原则。违背自然规律就是违背科学，就可能出现意想不到的严重后果。疫情之后，党中央将生物安全提档升级，纳入国家安全体系，这是尊重和顺应自然规律的科学决策，是应对国家安全威胁不确定性风险的理性选择与应对生物安全的战略安排。
有关专家分析认为，生物安全不仅包含非典、新冠肺炎这样的传染病疫情，还包括更为丰富的内涵。比如，出国不能随便携带未经检疫检验的动植物产品出境，市场上不允许未经检疫的动物产品出售，以及禽流感、非洲猪瘟直接影响到市场肉价的波动等，这些都是与我们日常生活直接相关的生物安全问题。面对生物安全领域的挑战，国际社会也积极应对。近年来，联合国陆续通过《禁止生物武器公约》《生物多样性公约》《国际植物新品种保护公约》《国际植物保护公约》等国际公约，努力架起生物安全的全球防线。许多国家把生物安全上升到国家安全战略，积极抢占生物安全领域攻防体系的战略制高点。比如，德国将传染病直接定性为国家安全威胁，英国、澳大利亚等国把安全部门纳入到公共卫生体系之中。美国提出生物盾牌计划、生物监测计划和生物传感计划，部署了一系列具有军事意图的重大科技项目。一些西方国家还秘密研制基因武器、微生物武器和生物智能机器人等，直接用于国防和军事领域。通过国际生物安全发展现状，我们知道了生物安全不仅事关人民健康，影响经济运行、社会安定，而且攸关国家安全战略全局。
我国生物安全法草案去年十月提出。据悉，草案规范、调整的范围分为八大类：一是防控重大新发突发传染病、动植物疫情；二是研究、开发、应用生物技术；三是保障实验室生物安全；四是保障我国生物资源和人类遗传资源的安全；五是防范外来物种入侵与保护生物多样性；六是应对微生物耐药；七是防范生物恐怖袭击；八是防御生物武器威胁。这场疫情发生后，我们发现了我们存在生物安全的短板。通过疫情也反映出我国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优势和需要改进的地方。比如，我们处置危机的执行力和动员力很强，但预警预防包括生物安全等风险的能力还是有待提高的。我们应对确定性危机的能力很强，但应对可能性危机的能力还不足。我们集中资源的能力很强，但调配运用资源的能力需要进一步提升，等等。
今天，我们把生物安全纳入国家安全体系，系统规划国家生物安全风险防控和治理体系建设，全面提高国家生物安全治理能力，契合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现实需要。专家最新的研究表明，生物安全与网络安全、经济安全、科技安全融合交织，形成网络生物安全、生物经济安全等形态，具有交叉属性，安全本质进一步变异，安全地位进一步提升。例如，类似“震网”这样的计算机病毒入侵生物实验室的计算机设备，将造成灾难场景，促生网络生物安全形态。对此，科技系统、卫生部门、农业部门、海关部门、商业系统的生物信息资源集成、技术与物项的监测监管信息平台，很有可能在未来成为新兴风险点。生物经济安全是一个新概念，核心内容包括生物科技人才安全、知识产权保护、生物经济价值链保护与外资审查机制、网络安全和信息共享等主要问题。专家指出，从这次疫情看，统筹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是今后一个时期完善国家安全体系的重要着力点。要全面加强对生物安全等非传统安全问题的研究，全面分析我国生物安全面临的内外风险挑战，系统规划国家生物安全风险防控和治理体系建设，切实提高生物安全治理能力。要出台的生物安全法，具有构建国家生物安全法律法规体系、制度保障体系，这是为应对国家生物安全提供相应的制度保障。
（香港网视、新华社高级编辑 杨兆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