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决策科学研究与实践的使命的思考



  我的恩师张顺江教授,中国涉密等级与钱学深同样高,作为钱学深的同事,他曾经从事我国核工业工程理论研究、工程设计及指导施工 23年之久,为“两弹一星”做出了突出贡献,曾荣获核工业部颁发的荣誉证书。


     自上世纪七十年代开始,张顺江教授因为看到诸多因为决策失误而导致的巨大工程浪费,出于对祖国、民族乃至人类的挚爱情结,从而转向决策科学研究。在对古今中外的经典文化与现代科学文化思想归一性研究的基础上,以“对立统一”、“一阴一阳之谓道”、“元·无-有”为最高观念,通过对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的归一性研究,逻辑一贯地演绎出现代大学科方法论,创立了一门横跨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思维科学的综合性大学科-中国决策学。其中被称为当代辩证法的方法论专著《法元论》获得了钱学森的高度赞誉,《决策学基础》一书被学界评为中国决策名著。


     自1979年《法元论》问世后,决策科学系列丛书先后出版单本专著18部之多。2003年在《决策科学系列丛书》基础上,以科学方法论探源研究和决策管理的元理论及应用研究为基本领域,结集出版了十四卷本的《中国决策学》第一部,使中国决策学成为逻辑一贯的完善的学科体系。2007年又结集出版了8卷本中国决策学第二部《科学发展观的哲学思考》。


     最近,我与有关信息安全智库专家等一起陪同康部长参观考察了决策科学创始人张顺江教授的元源书院,与张顺江教授女儿等一起,探讨了决策科学系列丛书的工作等。康部长指示,抓紧研究与落实决策科学系列工作,特别是疫情以来,国际局势复杂,我们的每一个决策涉及到国家重大利益,一定要有决策科学的理论基础,在每一个重大问题上都要审时度势,科学决策,作为决策科学的国家智库建设也要加大工作力度,力争为党中央领导决策提供重要参考。同时,由康部长向元源书院董事长张红雨赠送了书法《使命》以及康部长主编的大型时政书籍等。重大项目办朝伟向元源书院赠送了石墨烯口罩。

     经过交流与沟通,对于决策科学的意义与使命等达成了共识。决策科学研究专家在分析决策科学创始人张顺江的现代科学结构体系时提出,决策科学有它的逻辑与推理的语言,作为一门独立学科, 它有自己的语言表达体系,比如,关于“理与天人合一”的问题分析与解答,天下人的认知有了一个“没理”的“理”,即矛盾律“无—有”的对立统一。现代西方哲学界追溯科学的源头称之为“吊诡”。其含义是,最后都导向了悖论。这种中西方文化的归一性研究使我们大胆地迈出了把矛盾律——元(无—有)作为最终的“理”,即哲学的开端的关键性一步。



     这种“理”与中国古代贤哲关于论理的名言又有什么关系呢?我国古代有句名言,“天人合一”,汉朝董仲舒就说过“天人之际合而为一”,朱熹说,“天人一物、内外一理”,“天人无二理”,这个“理”对于我们自己的思想与外界的一切,是一回事情,这个整个的观念,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基本的精神。有人说,“理”不是现代科学所讲的规则、规律或者是定律。这些观念、规则、规律跟定律,是近代科学追求的重要精神,而这个精神跟中国传统文化所要追求的“理”是不一样的。


     传统的中国文化里,没有这个定律,没有这个规律,没有这个规则的观念。为了说明以上的思想和内容,有必要对如下的概念加以说明。关于 “天人合一”的理解与解析,天人合一,从直观上了解可以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是人自身,人是“灵与肉”的统一。古代人称“人是一壶天”,对人研究有两个途径,一是人的结构的肉身。道教对人身体结构的研究在《道藏》中有深刻的描述,从“铅汞鼎边来相见,灵光一闪见灵台”,对受精卵的生成,及其一步一步在母胎中如何成长为婴儿有很细致的描述。

     又如《道藏》经典《玉清无极总真文昌大洞仙经》,就对男女交媾成胎后的成长、各脏腑的生成及初生后的功能有逐一细致的描绘。在不能理解意识起源、人的灵魂是什么的情况下,已经总结出以下的结论,一身凝万仙: 夫人之身以万炁凝而成型,万神具而既生为婴儿,纯和冲粹天理混如,即大洞帝尊之本体也。这就是说,一个月的胎儿先生的头脑为元始天尊,而后生的各脏腑器官、肢体,有各仙居住(即各种功能),而统摄各脏腑器官及自身、四肢的司令部是头脑(元始天尊)。从而“一身凝万仙”,在头脑的支配下发挥着整体的功能。人的本质不仅仅是肉体,它是灵与肉的信息集成体,通过了母体的深加工以及允育,最后组合创新,赋予了作为动物的灵性了,于是人类就是成为了高级灵长物,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动物了。

     上个世纪有一部电影《灵与肉》,就是属于用艺术与文学的表达方式来讲人的,哲学讲人特别简单,把人当做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物理学家把人看成一堆原子与分子的集合体。我说,天人合一,属于哲学特殊语言,正如老子说的那个“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玄牝之门”“众妙之门”“玄之又玄”……用自然科学无法把哲学解释透,正如用历史无法把数学表达清楚一样,然而,老子的道却可以用天人合一,把整个宇宙悟透,正如佛用空色把宇宙抽象化表达一样。

     决策科学专家在讨论现代科学结构体系时,对于终极真理的问题进行了探讨。大家知道,在黑格尔哲学思想的书籍里,他开篇序言就写道:哲学的开端便是无。这看上去是吃饱了撑的,既然都是无,还谈啥呢?回家歇着去吧。决策科学专家认为,世界上是否有一个最终的理,其实是没有一个最终的理。当这样回答的时候,大家立刻就会意识到,这个没有一个最终的理的本身,是不是一个理呢?如果这是一个理,它什么时候是对的?是现在对?还是永远对?如果永远对,不就成了一个最终的理,即没有一个最终的理就是最终的理。可见,没有一个最终的理,就是构成或过渡到最终的理。这种认识用现代哲学的语言来表示,其实就是我们所说的那个对立统一律,或称之为矛盾定律。如果设定没有一个最终的理是“无”的话,那么起码就有了一个“无”,或者说就有了一个“无”的“有”。而这一个有了一个“无”的“有”,最后还是什么也没有啊。

     到底是啥?是纯粹就有,而纯有就是那个“无”。这就是思辨的开端,矛盾的那个运动。对这种思辨的概念的矛盾运动,中国古先哲早已发现。如,在公元前六百年,老子当时出关时,关长就问他,您要出关了,给我们说点什么道理呢?老子回答说,不论我说点什么道理,你也不能不分时间、地点去套用那些道理。老子的的意思告诉他,世界瞬息万变,道理面对实际问题是可以说的,但实际一变,原来的的那个道理也就不对了。这就是老子说的“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老子让你明白,有些规律也是变化的,就连给规律起的名字也是变化的。你看任何问题都不能一成不变。

     从字面上看,老子看似没有回答关长提出的问题,但是,正是由于这种没有回答问题的回答,便构成了老子的理论学说,那就是永远可以说的一种道理,并由此引发出老子《道德经》中无与有的矛盾对立统一的概念逻辑体系。后人把它称之为“玄学”,理论之树永远没有实践之树长青。


     


     决策科学专家们谈到现代科学结构体系时说,中国文化的内学为主,导致了忽视外学的结果。它的弊端方面表现为,既然以“内学”为主,其推论必然是对“外学”有所忽视。其社会表现就是重视社会稳定研究而轻视“工业、商业”。历来把能工巧匠掌握的科学技术(自然科学)称为巧智,有再大的成就也只能是个匠村,社会地位低,起不到决策与管理作用,即使所谓“通天文、通地理”者只能成为巧智,而“通天文、通地理、通人世”(通决策、管理)者,才能称之为儒,称之为仕,称之为贤,称之为圣。这就在观念上阻碍了“外学”——自然科学技术的发展。结果正反映了管理人的“道高”,对身外之物研究的“道低”,致使中国近代自然科学发展水平落后。而与此同时的西方却克服弊端,走进西学发展的关键时刻。关于“西”学应世事, “西”学应世事,是1840年以后中国知识分子对西方近代、现代科学技术发展的直观体验。

     这种“应世事”的习惯性思维有其哲学源头,这个源头就是西方的主流哲学“元典”设置的定位。如称为西方科学之祖的泰利士,是米利都学派的著名哲学家,是古代科学和哲学的创始人。生于公元624--547年,他本人是商人、哲学家、工程师、数学家和天文学家。在研究了埃及的土地丈量法后,创立了“初等几何学”,并把海神夫妇看做创世的父母。又如公元前582年必泰格拉学派就认为“数是万物的本原”。他本人是“数的崇拜者”,又是政治、宗教、学术三位一体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他认为,世界的本质不是物质,而是数,是一。万物的本质是一,从一产生二,二产生三……十是最完美的“数”。从这个方面来看,与中国老子的道有相似之处,老子说,道可道非常道,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中西文化都是数的关系支配着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一切,使之“和谐”和“有序”。从而构成了万物皆数的自然观点与学派。最大区别是,道是讲天人合一的宇宙观,而西学则是用数来谈规律。


     部分决策科学专家分析研究世界发展趋势时指出,世界人口70多亿了,这些人类所构成的社会结构,文化理念,宗教信仰,等等都是不同的。特别是疫情发生后,世界格局重塑,地球人需要一个更大与更加兼容的理念与文化来协调与处理国际事务。当代市场经济的发展,世界范围内的联合与统一已成为大势所趋。这种趋势要求人们从广阔的天地去思考问题,要求把中观社会(国家、民族的人群组合)研究向两个方向去深入探求。

     首先,欧洲共同市场的出现,环境、人口等问题的产生,跨国公司的发展,要求人们对社会的研究走向宏观的世界范围的人类社会研究。这种研究面对各种各样的民族、国家;各种各样的伦理、道德、风俗习惯;各种不同的生产力发展水平;没有极高的抽象能力,就很难登上社会科学研究的哲学高峰,更不用说把这种哲学高峰研究到了尽头就是宗教了。用现代的通俗语言来表达上述思想就是,面对多极化的世界,你能发明创新出什么“主义”使世界70多亿人都同意么。这个“主义”是发明不出来的。它需要整个人类树立命运共同体,而不是各自为战。

     面对疫情,世界格局是,合作共赢,任何破坏世界发展链条的决策,都是对于人类和平的破坏,和平与发展是人类命运趋势,中国讲究文化和而不同,世界文化需要有引领作用的旗帜出现,而已有的联合国组织是不具备如此职能的,堂堂世卫组织居然让美国断供与任意调查。面对世界市场经济的发展,必然产生文化的冲击、意念的分歧;分歧必然产生行为的异端;行为异端的最激烈形式就是战争。这就是今日“和平与发展”总也没有实现,而战争却频繁发生的原因。用西方“外学”学者的话说就是,人们学会了驾驭自然,但并未学会驾驭社会、驾驭自己。

     如何学会呢?这就要求“外学”反躬自问,研究社会、研究自己,从而走向“内学”,这是历史的必然性,这种必然性就是东学西渐。发展一种兼容文化与决策机制,是未来世界发展的趋势。多元文化要在互相兼容与借鉴和平衡里取得共识,引领人类走向新时代。

(中国决策科学系列丛书编委、新华社高级编辑 杨兆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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