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如何看待当下的中国投资前景？
撰文/王锦彪
如果你在过去两年间打开过《华尔街日报》《金融时报》或任何一家主流国际财经媒体，大概率会反复读到同一个叙事——更直白地说，是一个催促你“赶快逃离中国”的故事。
这个故事有一个简明的标题：“中国不可投资”。这个说法由一位摩根大通分析师在2022年首次抛出，当时上海股市科技板块重挫、因为疫情城市处于封控状态，这个词语迅速传播开来，逐渐成为纽约酒会与伦敦董事会议室里的主流论调。
中国侨联顾问、香港侨界社团联会主席、香港缅华互助会主席、香港缅中友好协会主席王锦彪
其逻辑大致如下：中国共产党已失去管控，经济犹如一颗滴答作响的定时炸弹，此时投入中国的每一美元，都可能血本无归。
然而，我在上海实地走访，与多位财富500强企业CEO、家族办公室管理人以及一线风险投资人深入交流后，却发现一个鲜明的反差：就在舆论高喊“不可投资”的同时，实干界却在悄然布局，行动与话语严重背离。
不久前，我与一家德国大型工业集团的首席执行官共进晚餐。餐厅位于上海法租界，氛围安静。我直截了当地问他：“你们在撤离吗？地缘政治风险是不是太高了？”他说道：“我们在法兰克福的董事会告诉我这里风险太高，公关团队建议我保持低调。但我的CFO告诉我，未来十年，我们全球增长的40%将来自中国。如果离开中国，我们失去的将不仅是收入，而是整个公司的未来。”这正是我们今天要剖析的现实：在海外所谓“政治中国”——充斥吓人标题、间谍气球与贸易战的舆论场，与实际的“商业中国”——真实发生资本流动与经济活动之间，存在一道巨大的认知鸿沟。
看看外商直接投资（FDI）的数据吧：即便在最艰难的年份，仍有数百亿美元持续流入中国。难道这些企业的CEO们都是傻瓜？或是对风险视而不见？恰恰相反，他们很可能是世界上最精明的风险评估者。他们留在这里，正是因为“不可投资中国”这套算法，从根本上就错了。
今天，我将带您穿透叙事迷雾，审视资本配置背后冷静而坚实的逻辑。我们将一起探究：在制裁频出、GDP增速放缓、警告声不绝于耳的背景下，为何明智的资本不仅没有撤离中国，反而以某种未被广泛报道的方式持续加码？
媒体总在惊呼新增外资流入下降，却很少有人关注图表上那根灰色的柱子——留存收益。那是大众、通用汽车、星巴克等企业在中国赚取数十亿美元利润后，选择不将资金汇回欧美，而是重新投入在中国的工厂、门店与研发中心。如果中国真的“不可投资”，这些企业早该抽离现金。但它们没有。它们正用“庄家的钱”加倍下注——这才是最真实的信心投票。
我们首先要厘清“可投资”的定义：对纽约的日内交易员而言，眼下的中国股市或许犹如噩梦；但对密歇根的制造商或米兰的奢侈品牌来说，这里依然是充满机遇的应许之地。
要理解资本为何持续流向中国，必须认识到这里并存着两个截然不同的维度：
在屏幕左边，是金融市场：港股、A股、在美上市的中概股。如果你是盯着这些走势图的投资经理，感到恐惧是正常的——估值已大幅收缩，监管整顿抹去了数万亿美元市值。如果你的投资逻辑是周二买入、周五卖出，那么中国近年来的确是个残酷的竞技场。这种波动往往由外界难以预判的政策变化所驱动。但这并非经济的全貌。那更像一个对政策消息高度敏感的“赌场”。
现在请看屏幕右边：实体经济。这里是星巴克每9小时开设一家新店的速度，是苹果依赖中国完成绝大部分生产与相当比例销售的现状，是巴斯夫在广东投入100亿欧元建造一体化基地的决策。
为何出现如此分化？为何股市低迷而工厂轰鸣？因为“不可投资”的标签，严重忽略了规模经济与生态系统效率。
我曾与多家全球顶级消费品公司的高管交流，例如宝洁、联合利华。他们不约而同地告诉我：“我们还能在哪里找到4亿讲同一种语言、使用同一种货币、并通过同一套数字生态系统连接在一起的中产阶级消费者？”
我们不妨做个“替代选项”推演：媒体热衷谈论印度、越南。但越南的经济总量仅相当于中国广西一省；印度的基础设施虽有改善，但若将集装箱从孟买运往德里，其效率与成本仍无法与上海到北京相比。在中国，物流与商业的摩擦成本已接近趋零。
再来看中产阶级规模：中国的中产阶级人口已超过美国总人口。印度固然在增长，但其当下的消费能力仍仅为中国的十分之一。对欧莱雅或星巴克这类企业而言，离开中国非但不能降低风险，反而堪称商业自杀——无异于为治疗小伤而自断一臂。
当一位西方CEO审视报表时，往往会发现其中国业务的利润率大大高于欧美市场。原因何在？中国生态系统已然成熟：全国交通网络完善、供应商集聚、消费者高度数字化。所谓“不可投资”，往往折射的是华尔街交易员因无法预测政策动向而产生的挫败感，却未反映出德国工程师或美国零售高管面临的现实。退出中国，就意味着将市场份额拱手让给本土竞争者，而后者很可能凭借这些资金积累，未来在全球市场将其击溃。
资本具有黏性。建造一座工厂是长达20年的承诺，不会因负面新闻或激烈推文而轻易放弃。资本持续回流，也因为资产基础已然扎根——你不能在一夜之间将特斯拉超级工厂迁移到墨西哥。过去30年构建的供应链整合与商业根基，形成了强大的经济引力。
即使中国正以3%-4%的速度增长，这也是一个18万亿美元体量的经济增长，相当于每隔一两年就为全球经济增添一个澳大利亚的经济规模。任何一位全球CEO若忽视这一点，恐怕都难辞其咎。过去西方的设想是“我们设计，中国制造”——我们提供智慧，他们提供劳力。如果今天您仍为廉价劳动力而来中国，那您已晚了十年。此时应去的是孟加拉国或埃塞俄比亚。
如今资本回流中国，有一个原因最令西方政策制定者困惑乃至不安：“创新”。
一家老牌欧洲车企——曾分享他们的困境：在慕尼黑，从电动汽车软件概念到量产车落地需时四年。而他们的中国对手：比亚迪、蔚来、小鹏……却能在18个月内迭代新车型，并实现软件每周更新。他们意识到，若研发仅放在欧洲，到2030年必将落后。于是他们做了什么？撤离中国？不，他们将研发中心迁至中国。因为他们看到，中国已形成世界其他地区难以企及的产业集群。在深圳，一个新电路板原型24小时内即可完成；在硅谷这可能需两周，在德国甚至要一个月。
资本永远流向摩擦最低之处。而在硬件创新、绿色科技与先进制造领域，当前摩擦最低的地方正是中国。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追踪了44项未来关键技术（电池、高超音速、先进材料等），中国不仅正在参与竞争，更在其中的37项领先，美国仅在7项领先。
如果你是全球科技企业CEO，你无法忽视这个在八成关键领域定义技术前沿的国家。投资中国并非出于意识形态认同，而是为了不成为下一个诺基亚。
这便形成了我所称的“创新陷阱”：西方企业要想与中国竞争，就必须在中国。他们需要这里的工程师、电池供应链以及激烈竞争所塑造的市场锐度。曾有风投告诉我，因政治原因不投中国初创企业；但当我接触企业战投部门——那些动用英特尔、大众或霍尼韦尔资产负债表进行投资的人——他们仍在向中国机器人、自动化与医疗科技领域注入巨额资金。为何？因为他们知道，中国每年培养的STEM（科学、高科技、工程人士、医疗）博士数量超过美欧的总和；从统计上看，电池能量密度或太阳能效率的下一次突破，极有可能来自长三角。
那么，中国真的“不可投资”吗？如果你在寻找工业与科技的未来，不投资中国可能才是无法承担的风险。今天回流的不是“热钱”，而是战略性资本——是认清“脱钩”仅为幻象的资本。低端商品（如T恤、塑料玩具）的供应链或可迁移，但中国在硬件与工程领域积累的人才生态，却无法被简单复制。
媒体常渲染“人才外流”，而我看到的现实是：在特定高科技领域，人才正加速汇聚，政府补贴持续注入，而聪明的全球资本正紧随其后。
这一切意味着什么？我们身处一个分裂的世界，地缘政治错综复杂。风险不容美化：台海意外风险真实存在，更多制裁几乎必然发生。无忧无虑的全球化时代确已终结。
但请记住一条准则：长远来看，当冲突逼近时，贪婪终将战胜恐惧。资本是中性的——它不关心民主或威权，只关心收益率与可触达的市场总量。
“不可投资”论只是特定时刻的快照，是对疫情封控与监管风暴的应激反应。但市场会适应，企业会调整。如今我们看到的，是一种新的风险溢价常态化：投资者要求更高回报以对冲政治风险，而中国在特定领域正提供这样的回报。看看奢侈品（LVMH、爱马仕）、先进制造（西门子、施耐德电气）、资产管理（贝莱德、桥水）——瑞·达利欧多年来反复强调：资产配置离不开中国。
当前回流资本与撤离资本性质迥异：撤离的多是热钱、投机对冲基金、浮光掠影的“观光客”资本；而留下与回归的，则是承诺性资本——投入基础设施、研发与品牌建设，是那些真正理解中国消费者正在进化而非消失的长期布局。
所以，下次当有人告诉您“中国不可投资”时，不妨反问：您说的是股票代码，还是那14亿正开始消费精品咖啡、电动汽车与高端医疗保险的人民？中国并非“不可投资”，只是投资变得更具挑战。它需要更深入的功课、可靠的本地伙伴、以及承受波动的胆识。但对最睿智的资金而言，“难”往往只是“机遇”的另一种表述。政客或许继续表演，但货轮依旧航行，电汇持续结算——因为在一个渴望增长的世界里，无人愿意错过这场盛宴。
香港国际网络电视台/2026.01.16